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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金融發展需提高風險預見預判能力

  武劍 經濟學博士,研究員。現任中國光大集團風險管理與內控合規部、法律部總經理。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金融監管、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等方面的理論研究與實踐工作。發表論文近百篇,出版《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等多部專著。

  “十三五”以來,我國金融系統圍繞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三大目標,加快推進金融供給側改革,金融業綜合實力不斷增強,抗風險能力顯著提升。“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變化。日前,中國光大集團風險管理與內控合規部、法律部總經理武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十四五”時期,金融系統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重塑金融發展新優勢,建設高標準金融市場體系,支持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堅持底線思維,提高風險預見預判能力,嚴密防范重大金融風險挑戰。

  《金融時報》記者:請您對目前我國金融風險防控的總體狀況作一評價。

  武劍: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演化,我國正在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金融轉型中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相互疊加。“十三五”期間,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金融系統上下齊心協力,共同推進,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取得重大成果。金融資產盲目擴張得到根本扭轉,影子銀行風險持續收斂,不良資產處置大步推進,違法腐敗行為受到嚴懲,社會金融亂象得到全面整治,互聯網金融風險大幅壓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明顯提升。

  與此同時,我國金融風險防控體系仍存在諸多問題和短板,具體表現為:第一,金融市場體系結構不平衡,直接融資占比較低,尤其是長期股權融資需要進一步提升;第二,金融管理存在一定梗阻和分割,民營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仍然存在,跨業態、跨市場的業務與機構監管不足;第三,金融機構布局有待優化,中小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和服務基層水平仍然不足;第四,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和風險處置機制仍需完善,激勵約束機制需要健全;第五,金融業開放程度與經濟大國地位還存在一定差距,尚未形成與金融開放相匹配的風險防控體系。

  “十四五”期間,針對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新變化、新趨勢,要切實增強金融工作的前瞻性、系統性和科學性。一方面要穩定大局、統籌協調,提升金融服務質效;另一方面要分類施策、精準拆彈,有序處置重點領域風險。要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原則,運用系統化觀念,實現風險管控全覆蓋,增強金融監管的穿透性、統一性和權威性。

  《金融時報》記者:當前,金融科技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于各項金融業務中,給金融發展帶來了諸多新的挑戰。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金融科技與金融創新所帶來的風險?

  武劍:近年來,金融科技發展表現出“跑得快,監管慢”的特征,在風險防控方面經驗不足,加之金融科技風險存在隱蔽性強、涉及面廣、破壞力大等特點,面臨網絡安全、數據隱私、寡頭壟斷等多重挑戰,更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同時,金融創新與金融科技深度融合,會形成許多新型風險,必須有嚴格的金融監管和風險管控相配套,否則金融創新就可能成為脫韁野馬。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涉足金融行業和科技領域,跨界混業經營,獲取壟斷地位,對此類機構風險的復雜性、外溢性和破壞性需要密切關注。

  我認為,必須將金融科技納入宏觀審慎框架,積極推進金融數字化轉型。金融科技正在深刻改變金融業態,金融風險也隨之出現新演變和新形態,對此應密切跟蹤研究,部署應對措施,開展沙盤演練。對金融科技企業實行牌照管理,加快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推進監管科技試點,運用底層技術,有效監督金融科技在發展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各類風險。同時,要把握好監管力度和節奏,保護合理的金融創新。要防止金融科技誘導過度金融消費,防止金融科技成為規避監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領域“贏者通吃”的壟斷行為。將大型金融科技公司納入系統重要性名單,加以嚴格規范管理,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要更好地平衡金融科技與監管科技、金融機構與科技公司、金融供給側與需求側之間的重要關系,加快我國金融業數字化轉型,增強金融系統的核心競爭力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金融時報》記者:“十四五”期間,隨著我國經濟金融不斷開放,跨境資本流動將會加劇,這是否會給國內資本市場帶來沖擊?

  武劍:2020年5月初以來,人民幣匯率持續走高,累計漲幅超過10%,一度還突破6.5關口。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匯率波動幅度加大,將對央行貨幣政策、外匯儲備安排以及對沖操作提出更高要求。如果宏觀調控出現失誤,匯率大幅震蕩,有可能引發類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情況。近半個世紀以來,外部沖擊引發的金融危機屢有發生,導致許多新興國家市場崩盤和經濟倒退,最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必須密切關注美歐國家貨幣政策調整,防止內外利差和流動性松緊差大幅度變動,對我國經濟金融體系造成負面沖擊,防止熱錢大規模流入流出沖擊國民經濟。

  建立完善與金融開放相適應的風險防控體系是“十四五”期間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應協同推進金融業開放、人民幣可自由使用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建設更寬領域的金融安全網,夯實風險防控的體制機制。建立健全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管理框架,加強行為監管與功能監管,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加強跨境監管和處置合作,防范跨境監管套利和風險傳遞。廣泛應用高新技術提升監管效率和風險防控效能。建立健全有利于金融開放的制度體系,制定統一的金融開放標準。處理好金融業開放、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這“三駕馬車”之間的關系,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在合理區間,全方位降低資本流動和匯率波動對我國金融體系可能造成的沖擊危害。

  《金融時報》記者:房地產與金融業深度關聯,我國房地產相關貸款占銀行業貸款總近四成,加上股票、債券、信托、基金等類型資金,房地產在金融業務上的集中度已超過50%。如何看待目前房地產發展給金融業帶來的風險?“十四五”期間,防范與化解房地產金融風險應采取哪些措施?

  武劍: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部分城市房地產再度升溫,土地交易量猛增,深圳、上海等地房價漲幅創近年來新高,熱點樓盤出現萬人搶房、眾籌打新等情況。在實體經濟遭遇寒冬的情況下,房地產市場火爆反映出資金 “脫實向虛”,資金過度向房地產集中不僅對金融穩定和經濟復蘇帶來影響,而且還會進一步壓縮實體經濟發展空間。目前,房地產是負債率最高的領域,從開發商到購房者,無一不存在巨大資金杠桿,其債務規模足以挾持整個金融系統。不少房地產龍頭企業連踩“三道紅線”,負債率超過90%。隨著我國資本投資日益多元化和國際化,房價調整速度加快,一旦房價進入下降通道,由于風險集中度較高,可能對整個金融體系穩定運行構成巨大壓力。

  “十四五”時期,我們要堅持“房住不炒”方針,主動化解房地產金融風險。房價只漲不跌時代已經過去,局部房價下跌成為下一步監測預警重點。要時刻繃緊房地產調控這根弦,不斷完善政策工具箱,防止房地產價格非理性大起大落。金融系統要主動做好房地產風險防范化解,一是保證房地產市場必要的流動性,避免系統重要性企業資金鏈斷裂,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二是加快制定房地產金融的審慎管理制度,增強房企融資的市場化、規范化和透明度;加快推動“三道紅線”規則實施見效,把房企綜合負債水平控制在容忍度范圍內。三是金融機構針對重點房企加強共債風險防范,實施風險限額管理,有效控制行業集中度和客戶集中度。四是大力支持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推動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和企事業單位自有閑置土地建設租賃住房,為房地產行業健康發展提供良好金融支持。

  《金融時報》記者:“十四五”期間,安全將貫穿我們國家發展的各領域和全過程,對金融業而言,如何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風險,以金融安全守護經濟安全?

  武劍:“十四五”期間,為有效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必須堅持運用系統觀念,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和整體性推進。

  第一,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促進構建經濟發展新格局。支持實體經濟健康發展是有效防范重大金融風險的根本出路。“十四五”開局的首要任務是,在防控疫情反彈前提下,全面恢復產業循環、市場循環、經濟社會循環。為此,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堅持逆周期宏觀調控方向,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把握好政策時度效,逐步退出回歸常態,避免出現“政策急轉彎”。同時,加快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融資便利化,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加強對重點領域的金融支持,優化資金投向結構,加大對消費升級以及產業鏈升級、科技創新、小微企業、綠色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等領域的支持力度,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集中解決一批“卡脖子”問題,為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作出重要貢獻。

  第二,完善金融風險治理體系,提高金融風險治理能力。一是加強中央金融風險防范統籌機制,完善金融風險監督管理體制。在“一委一行兩會”的監管架構下,理順金融監管職能,實現風險防控零死角。二是完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建立更具系統性和前瞻性的貨幣政策體系,深化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建立防火墻機制,防止財政赤字貨幣化傾向。三是構建矩陣式管理的宏觀審慎框架,擴大宏觀審慎政策的覆蓋范圍。四是創新金融風險監管方法,搭建金融數據平臺,建立風險大數據的跟蹤評估機制,開展科學嚴謹的壓力測試,建立完善風險處置機制、風險補償機制和應急管控機制,針對危機等級設置強制手段組合。五是提高金融監管法治化水平,完善存款保險制度,建立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六是壓實各級金融機構防范風險的主體責任,推動金融企業完善公司治理,加快戰略轉型和業務創新,加強風險管理與內控體系建設。

  第三,確保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十四五”開局階段,宏觀杠桿率還有繼續上升的可能,要堅持穩杠桿與結構性去杠桿相結合,深入扎實開展工作。一是合理控制企業杠桿率,堅決出清“僵尸企業”,加快處置不良資產,通過管理體制改革實現企業資本多渠道補充。改革股票發行,擴大債券融資,發展私募基金,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二是多管齊下主動化解政府債務風險,嚴格管控地方政府債務。建立全過程、穿透式債務監督機制,開正門、堵后門,合理控制債務增量,穩妥消化債務存量,提早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依法構建管理規范、責任清晰、公開透明、風險可控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三是降低家庭債務增長速度,加強對居民家庭進行金融普惠教育,改善居民風險識別和應對能力,優化家庭投融資效率,從根本上緩釋家庭債務風險。

  第四,優化投融資結構,增強資本市場韌性。風險過于向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集中,影響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還會扭曲風險定價,放大金融風險。只有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尤其是股權融資,才能減少對銀行債權融資的過度依賴,在實現穩杠桿同時,保持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扎實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建立常態化退市機制,推動上市公司提高質量。推進債券市場創新發展,完善債券市場法制,打通債券市場間壁壘。加快發展私募股權基金,大力推動長期資金入市,增強資本市場吸收沖擊能力。建立股災風險的預警、識別和化解機制,形成有效的管理工具箱,提高我國資本市場的抗風險能力。

  第五,及早處置存量不良資產,積極防控新增信用風險。金融機構應采取更審慎的財務會計制度,做實資產風險分類,充分暴露不良資產。制定切合實際的收入和利潤計劃,增加撥備計提,多渠道補充資本。“十四五”開局階段,要重點防范金融業不良資產集中暴發,對于疫情期間企業債務延期政策和中小微企業支持政策,應充分協商,穩步退出,不搞一刀切。推動商業銀行加快不良清收,加大不良資產處置。要加快疏通政策堵點,加大不良貸款核銷力度,采用資產證券化、市場化債轉股等方式清理存量不良資產。同時,加快深化債券市場改革,針對近期信用債違約增加,及時采取管控措施,落實監管責任和屬地責任。建立維護良好的金融生態和信用環境,嚴厲處罰各種“逃廢債”行為,保護投資人合法權益,防止信用風險通過資本市場擴散蔓延。

  第六,及時處置金融機構風險,加快市場出清工作。完善債權債務處置辦法,及時處理高風險金融機構,壓實金融企業防范風險的主體責任。針對不同風險機構,精準有效施策。有序處置重點金融控股集團風險,著力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機構風險。推動專項債券發行,促進中小金融機構及時補充資本。健全金融機構公司治理,嚴格股東監管,加強內控合規管理。制定國內系統重要性機構名單,組織制定恢復與處置計劃。建立高效的問題機構風險處置機制,充分發揮早介入、早預警、早處置的作用。加強對金融機構違法違規的懲處力度,建立嚴肅合理的責任追究機制,強化制度體系建設,補全內控短板,避免從內部出現風險。

  第七,防范資本市場異常波動,嚴控金融風險交叉傳染。密切監測全球經濟形勢,調整完善金融政策,維護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加強對股市、債市、匯市和房市的實時監控,阻斷跨市場、跨區域、跨國境風險傳染,防范金融市場異常波動和共振。重點防范各類金融風險的交叉傳染,對影子銀行保持高壓態勢,嚴禁多層嵌套投資、資金空轉、脫實向虛以及偽創新行為。規范交叉金融產品,做到公募與私募邊界清晰,表內與表外風險隔離,委托與自營分賬經營,儲蓄和投資涇渭分明。持續整治互聯網金融風險,嚴厲打擊非法集資活動。審慎開展綜合經營,建立覆蓋全面、分工合理、有序流動的金融監管模式。

責任編輯:楊喜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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